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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彭年:最慷慨慈善家

2009年4月7日/总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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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40亿港元身家全部捐献给慈善事业,不给子孙留分文。他已经从事20多年慈善事业,曾入选《时代》周刊全球14大慈善家。87岁高龄的他,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表示:“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都要精明。” 余彭年的精明体现在凡事都要过问,大到酒店管理,小到招保安、勤杂工,他都要亲自面试。


  “你看看他们的捐赠额度,比尔·盖茨承诺捐95%的身家,巴菲特承诺捐85%身家,李嘉诚承诺捐1/3身家。我呢,全部捐掉,一分不留。”

  采访当天,正值《福布斯》杂志发表全球慈善富豪榜单。见到记者,已87岁高龄的余彭年拿出一份报纸,无比自豪地表示。

  一个月前,媒体报道说,余彭年为慈善裸捐,40亿港元身家分文不留子孙。按照余彭年的安排,自己百年后,他将把旗下所有资产,包括房地产、公司及金钱,委托香港汇丰银行做慈善信托基金。

香港、内地乃至海外的慈善组织、政府及独立人士,均可根据遗嘱内的慈善项目申请赞助。

  余彭年从1981 年开始做慈善,迄今已有28年。他曾五次问鼎胡润慈善榜,其中三次名列榜首。2007年,他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14大慈善家”,一同上榜的还有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及夫人梅琳达·盖茨、亚洲首富李嘉诚、影星安吉莉娜·茱莉等。《时代》当时的评语是:“2003年至今,余彭年捐出逾20亿元人民币给科技、教育和社会福利开展活动,出钱为数万名贫困农民作白内障手术,他获选中国最慷慨慈善家。”

  对于“裸捐”,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余彭年如此解释:“儿子强如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如我,留钱做什么。” 他还把这段话写成匾文挂在自己办公室里。

  余彭年印象

  见到余彭年,是在深圳市中心的彭年酒店。

  2000年10月13日,五星级的彭年酒店正式开业。如今,已运营9年的酒店装修风格显得有些过时,大理石楼梯和走道都显露出陈旧的痕迹。酒店外观平庸,很容易淹没在深圳城区常见的高楼大厦中。

  电梯一路上行,直到45楼。和楼上楼下相对现代化的陈设相比,45楼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电梯左右分别有两个房间,右手边的玻璃门上贴着“余彭年慈善白内障专科流动医院办公室”的标志,乍一看还以为走进了一个临时医院。按照大堂经理的介绍,这里就是总经理余彭年的办公室。

  正在记者犹豫不决之际,玻璃门从里面打开了。走出来一位工作人员,穿着白色拖鞋,对记者低声说了一句:“换鞋。”记者这才发现,玻璃门右侧有一个简易的鞋柜,放着十来双白色的客用拖鞋,还有几双已经换下的便鞋。

  换好鞋,进到室内,记者发现办公室的灯基本都关着。正值周末,只有几个来加班的工作人员。办公室陈设简单,各个办公桌用竖板隔开;只有墙上的塑料贴牌告诉来客,哪里是人事部,哪里是财务部,哪里是办公室。

  和一般的办公场所不同,在这里,你听不到高跟鞋的踢踏声,有的只是拖鞋踏过地板发出的细微摩擦声。记者后来才知道,进门换鞋是余彭年对员工的要求,因为他觉得高跟皮鞋的声音太刺耳。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体面的老先生,在一位女职员的搀扶下,从一扇宽大的棕色木门后,缓慢地挪动着步子,走了出来。他就是余彭年。

  虽然是在办公室内采访,余彭年仍然穿着深灰色中长款风衣,脖子里围着一条灰色格子围巾,里面是一件同色系的马甲和白色衬衫。

  采访在反复提问和确认中进行。余彭年开玩笑说:“我南腔北调。”他的湖南口音中夹杂着广东腔,很难听懂。余彭年祖籍湖南,直到今天,他依然保持着浓重的湖南口音。

  余彭年知道自己的话很难听懂,每次讲完一句话,他都会将目光转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帮忙“翻译”。但有时候,听惯了他讲话的工作人员也很难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好多遍,直到记者真正了解为止。余彭年有收集报刊报道的习惯,在他的办公室里,堆放着最新的国内外媒体对他的报道摘要。他还聘请了一位兼职翻译,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再录入电脑。

  从做生意到专注做善事

  余彭年出生于湖南涟源蓝田镇,本名彭立珊。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一段时间的新闻记者,虽然时间不长,“可工头、贪官看到我就怕。”上世纪50年代,他偷渡到香港,改名为余彭年。那时,既不会讲粤语也不会讲英语的他,吃过很多苦头,做过杂工、拉过黄包车;后来凭着吃苦耐劳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后自立门户从事房地产投资。

  在余彭年的商业生涯中,最传奇的莫过于他以低价买入已故功夫明星李小龙的房产。香港有种说法,认为李小龙的死是因为和他居住的地方相冲,很不吉利。所以他死后,房子无人问津。但余彭年不相信,他从银行贷款60万港币,自己掏出35万港币,以超低的价格买下那套1000多平方英尺的豪宅,然后以高价出租给外国人。此后,随着香港房地产暴涨,这所豪宅也升值到7000万港币。

  余彭年在香港的事业也因此一路发达,旗下拥有香港元朗博爱医院、元昌置业有限公司、亿朗有限公司和环亚酒店等众多资产。挣到钱以后,余彭年开始在香港、家乡湖南和内地其他城市做善事。上世纪90 年代末,余彭年收缩了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其他投资,自筹资金建成了深圳彭年酒店,并于酒店正式开业26 天之后公开宣布:他将以彭年酒店大楼作为“母鸡”,把整座大楼(包括彭年酒店和大厦内写字楼出租)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厦产权不赠与、不继承,经营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捐献直至大厦使用期结束。

  为了更专注于慈善事业, 2004年1月,余彭年辞去彭年酒店董事长的职务,酒店业务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管理。两年后,由于酒店的年盈利增长没有达到10% 的目标,两者的合作于2006年3月取消。

  不久前,彭年酒店再次和万豪酒店集团签署合同,由万豪酒店接手彭年酒店的经营,合作期限长达30年。

  无果的善举

  “在国内做善事,本来是件好事,可我感到‘好事难做,善门难开’。”

  在做了将近30 年的慈善之后,余彭年得出了一个经验:“做慈善和做生意一样,都要精明。”

  这是余彭年在一次次被欺骗之后,总结的经验。

  余彭年最早做慈善是在家乡湖南,至今,他在湖南的捐赠已累计超过1600万元。

  1988年,有感于湖南长沙交通拥挤、乘公交车难,老弱病残乘公交车更难,余彭年捐赠创立了“立珊专线”公交车队。他为车队购买了二十辆在当时相当豪华的大客车,行驶在长沙火车站至湘江西岸岳麓山下10公里长的最繁忙线路上。

  几年以后,余彭年再次踏足长沙,但已看不到一辆“立珊专线”。多方了解才知道,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在没有和余彭年沟通的前提下,径自取消了“立珊专线”。余彭年得知,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他们要换新车,可以跟我说,不要这样不了了之。”

  据余彭年所说,他的捐赠有50%都这样最后不了了之。

  同样是在1988年,余彭年感到长沙火车站人气不旺,就投资建设了一个40米高的巨型喷泉,希望能带动当地人气。喷泉揭幕当天,现场人声鼎沸。然而几年之后,由于无人打理,喷泉成了一潭死水。

  余彭年还在老家湖南涟源投资500万建立了一所“立珊中学”。为了建设这所学校,当时已经60多岁的余彭年从征地到设计施工都亲自过问。根据当时的视频资料,学校的建筑和设施都非常先进,校园里还有一座现在看来都不过时的黄色小亭。余彭年本想把“立珊中学”办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几年后,由于没有处理好和当地教育部门的关系,“有些人从中作梗”,“立珊中学”逐渐衰落,不仅招生和师资力量也跟不上,校舍维护也跟不上。

  “老百姓很欢迎做好事,书记、县长这些官员还好,可就是下面的人难搞。好多人对做好事无动于衷,这也就算了,有时候他们还要刁难,耍花样。”说到这些,余彭年有些无奈。

  “彭年光明行动”

  在多次不了了之后,余彭年决定亲自实施“彭年光明行动”:计划从2003年初开始,用5年时间,斥资人民币5亿元,让青海、西藏、甘肃、宁夏、吉林、辽宁等10省区的20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为此,余彭年还特意从美国进口了5辆流动手术车,每辆手术车上都配备了治疗白内障必需的设备。

  “为了尽量杜绝贪污和浪费”,余彭年和公司员工亲自到每一个省去实施光明行动;他们和省政府签约,然后由卫生局、残联和“彭年光明行动”负责落实医院和组织病患。

  到目前为止,该计划已经治愈12万患者。而余彭年也依然坚持每天晚上都和派出去的医疗小分队队长通话半个小时,了解每天的治疗进展。

  就是这样的“光明行动”,在很多地方同样是百般受阻。医疗一分队的队长易敏告诉记者:“我们每治疗一个病人,都要额外支付250元,其中150元是给医院,100元给当地政府。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由当地政府给我们提供病人,这100元则是付给当地政府的‘病人组织费’。接收病人以后,我们再和医院合作,由医院提供手术室,有时候我们也会向医院借一些紧缺的设备,这部分支出是150元。”

  可是在有些地方,政府嫌250元太少。“有的说250元开销不了,要500元。250元这个数字是我们找专家论证过的,完全够用。”

  在医疗二分队的队长黄坚看来,“彭年光明行动”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当地卫生局和医院,“因为‘光明行动’每免费治疗一个病人,就意味着医院和卫生部门少赚了一个病人的钱。”黄坚告诉记者:“我去过一个城市,那里的市长告诉我,他们市没有白内障病人。怎么可能呢?我死也不相信。后来我们就没在这个市做。转到邻近一个市,那个市很配合,提供了60个病人。”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家医院,院长在得知黄坚来意之后,非常高兴。可就在他们谈话之际,院长接了一个电话。当时,黄坚心里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院长挂下电话以后,态度立刻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拒绝了黄坚的建议。

  “我当时郁闷的呀。”讲到这句话时,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居然涨红了脸。尽管余彭年在慈善方面已经做得很细致,监督每一笔钱的用处,确保这些钱能到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可他依然无法避免被人欺骗的遭遇。

  2004年,余彭年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去给一个县的特困户发红包,每户一个红包,每个红包里400元。发了三个镇,由于时间关系,余彭年委托县里的领导帮他把剩下的红包发给其余四个镇。一段时间以后,余彭年从朋友那里辗转听说,那四个镇的特困户每家只拿到300元的红包,因为县领导从每个红包抽出100元,美其名曰“工作经费”。事后,余彭年再也没有踏进那个县半步,他决心以后发钱一定要亲自发到穷人手里。“我做慈善不受地域限制,哪里需要、哪里合作,我就去哪里做;没有诚意、欺骗我,我肯定不去做。”

  疲惫的慈善家

  对一个将近9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余彭年的精力是惊人的。他的秘书有一本备忘录,密密麻麻地记满余彭年每天的工作事项。记者细数了一下,余彭年平均每天要处理15件左右的事情。既有慈善方面的,也有酒店经营方面。或许是有些疲劳,采访进行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余彭年渐渐失去了耐心。

  他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盲目地走来走去,无法集中注意力接受采访,不太注意听记者在问些什么,而是自顾自地说话。一旁的私人助理提醒记者:“余先生该休息了。”多年来,余彭年已经养成了习惯,每天必睡午觉,午觉通常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睡上一两个小时。记者瞟了一眼墙上的钟,此时已经三点了。“平常这时候该醒了,今天撑到现在很不容易。”

  在余彭年的办公室后面,开着另一扇门;穿过一个昏暗的小间,记者眼前立刻豁然开朗起来,这是一个豪华的欧式风格房间,房间正中摆放着一张白色镶金边的欧式双人床。余彭年在私人助理的帮助之下,用颤抖的双手解开衣服纽扣,脱掉外套,像个孩子一样不太熟练地爬上大床。

  助理关上灯,周围一片寂静。


(责任编辑:刘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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